程增江：全球的MNC和投资机构都来中国找创新药，这个发展势头特别猛。今年开年短短不到50天的时间，出海交易额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势头，是您原先预料到的吗？

朱迅：新药出海实际应分几个层面来看，目前谈到的新药出海，主要还是通过License out形式进行的产品交易，这是新药出海的一种方式，且相对而言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但确确实实这种迅猛的程度，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这背后也预示着几点内外的变化，首先，中国创新药经过过去十几年，特别是2015年之后，快速完成了me too、biosimilar、in license大中华区权利和fast follow等几个阶段的积累，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可以总结为几个层面：

第一，积攒了可观的资本。过去十几年，中国资本市场投入创新药的资金超过1万亿人民币，目前仍沉淀在Biotech公司的约有3000-4000亿。这笔钱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技术平台体系和人才体系。中国在创新药研发方面的技术平台和人才储备，在全球范围内已走到领先地位。

第三，积攒了完整的供应链和服务链体系，包括我们常说的CRO、CDMO等，锻炼了大量人才，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这种"内卷"实际上也造就了一批产品，既包括"卷"得比较激烈的产品线，也包括一批具备差异化潜力的产品。

这些变化给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带来的最大惊喜，是药品可及性的大幅提升。过往很多国际新药上市后，要等八到十年才能进入中国。而现在，凭借这些能力的积累，不仅国内产品快速跟进，海外产品在中国的注册也大大提速，使得中国在创新药的可及性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同时，国际公司为什么开始关注中国？起源于海外研发模式的变化，海外公司的R&D Center大量被砍掉，无论是从效率还是成本，以及海外公司这些年发展所形成的“大企业病”，导致其研发产出变得非常低，Biotech成为早期研发的主体，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尽管海外医药产业起步更早，但他们的效率、成本、供应链和服务链体系都不占优势，整个产业链呈现出"空心化"态势，想要重建异常困难。

恰恰在这些内外条件变化的同时，海外大MNC面临大量产品专利过期、后续管线跟不上的困境，迫使他们不得不开始在全球寻找"借鸡下蛋"或"买蛋"的机会。这一波中国的崛起，某种程度上是"无心插柳"。

与此同时，国内资本市场遇冷，一级市场融资越来越难，使得这些公司不得不通过BD的方式获得现金流。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就导致了当前中国研发品种海外BD交易的快速攀升。

不过，我也建议大家关注一点，现在都在说交易额很高，实际这并不是真正的交易额，以2025年为例大概1400亿美元的交易，upfront pay（首付款）不到100亿美元，占比约7%～8%。

一般来说，国际创新药研发授权合作形式中，upfront pay占比10%左右，milestone pay占25%～30%，后面更大一部分——60%甚至接近70%——是后续的产品销售额提成，也就是Royalty。中国目前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能不能在未来两三年内拿到那20-30%的里程碑付款，成了关键。

不管怎样，中国创新药经过这一轮的发展，方方面面都趋于理性，而且在“卷”的过程中也淘汰了一批、锤炼了一批，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东西。

早期是以PD-1、双抗、ADC、减重为主的这一部分交易，实际上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几乎没有新靶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真正迎来考验，如何在新靶点方面的海外交易占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这才是中国真正创新医药研发能力的一个试金石。

另外，有几个特殊领域过往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就是各种纤维化，包括血管纤维化、肝纤维化、肺纤维化等等。此外，从“病从口入“这个角度，我们吃进去很多东西，经过体内代谢，产生的一系列东西都会经过肾脏代谢，所以肾脏的疾病将来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

随着人的年龄的增加，体内的慢性炎症在增加，这种慢性炎症，既是很多疾病的原因，也是很多疾病的结果，还是很多疾病预后的主要推手——所以能够降低这些体内的慢性炎症，可能也会成为未来的很大的一个领域。

程增江：刚才讲到，现在是过去若干年积累的一个成果，而其中最强的能力在于中国fast follow的能力，那下一步不管有什么靶点有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fast follow。未来在科技发展的进程中，是不是说无论有什么重大的科技突破，都可以凭借我们fast follow的能力，在新药研发上做出成绩，让MNC来和我们合作？

朱迅：我认为这个过程不会持续太久，因为fast follow首先得前面有东西出来去follow，现在每年全球大概批五六十种新药，真正first in class占三分之一左右。从这个角度看，fast follow的机会未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当你没有了源头的话，能fast follow的已经被fast follow的差不多，那后面还有多大机会？

除了first in class，另一个我经常提的词可能大家不太关注，叫novel approach，全新路径。实际来说，当年抗体药出来就是个全新路径，因为在此之前都是小分子和激素类药物，包括核酸、mRNA等也都是全新路径，在这过程中，面临的机会很多。

中国建立了这么好的技术平台体系和人才体系，如果始终坚持现有的策略，或者大多公司都这样走，个人认为很难走得比较长远。对刚起步的biotech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对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规模的公司而言，再把很多东西BD出去，就未必是领先的选择。

两三年前，我曾经说过一段话，如果中国的创新药、中国的Biotech不能在中国本土赚钱，也不能在全球赚钱，那中国Biotech的发展是不健全的。现在中国对外授权数额很大，但是最终我们究竟能拿到多少钱？多少产品能够批准进入市场？进入市场后我们能够获得多大价值？

当然，现在有一些大型公司，我是很赞赏的，比如去年信达跟武田的合作，我就非常看好的，这个合作不简单的是一个out license，upfront pay这部分钱主要投入产品的后续开发，而且产品一旦开发成功，双方各有50%的权益，这是一种间接的“借船出海”。

从目前来看，出去的品种已经不少了，但是真真正正大规模向临床中晚期推的项目有多少？占比多大？换句话说，很多这种合作未必瞄准的是未来产品上市，而是用小的价钱清除这些搅局者、消灭竞争对手。

中国是个大国，下一步，我希望国家能在这方面加强一些引导，促进中国的创新药能在国内获得适当的补偿。

程增江：提到这一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生物医药产业叫做“新兴支柱产业”，这个“支柱产业”您怎么来解读？

朱迅：生物医药这个领域，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来说非常重要，但它产业链不够长、拉动不够大、产品又特别松散。实际上，现在生物医药的任何一款药，交给中国的一家企业来供应全球都没问题，可恰恰现在几家、十几家都在生产、相互竞争，这就使得生物医药的出海非常关键。

我经常强调，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链是“中国消费-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三部曲，目前在中国消费方面，药品的可及性以及达到了，但并没有产生应得的商业利益，而这种商业利益的实现，会为我们推向国际奠定基础。

很多企业现在没有更多的产品出现，不是他们不想做，他们非常想做，但真正做这块需要巨大的财力作为支撑，而现在靠国内市场来养这部分是养不起的，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

中国消费完成了，至于中国制造，无论是made in china还是manufacturing in china，我认为都至关重要。药品对任何国家都是特殊商品，都有前置审批、市场准入。

在这之中，全球目前没有一类产品像药这样，有FDA、美国这么硬的标准。这两年，我陆续走访了若干个国家，基本都提到，如果FDA批了，我们可以来考虑，如果FDA没批，一定要做大试验。

对企业来说，本身又没有太大的市场，又得做这么多的实验，中国大多数企业是完成不了的。这就需要政府的力量介入了，比如借助“一带一路”进入这些国家。

这几年，我也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建议，国家在开“一带一路”首脑会议时，同步开一个“健康分会”，如果能有二三十家海外的首脑带着他们的药监局长、卫生部长来，就领他们去这些企业看一看，看看我们的标准，看我们的条件，看看我们药品的使用量，在真正认可中国的基础上，给出一些快速审批的试点政策，细节可以再具体确定。

整体来看，靠任何一个单独企业自己单打独斗去做出口，尤其是制剂这块，效率都不会很高，因此这一步的发展对中国整个生物医药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下一步，真正进入到中国创造的阶段，医药这个领域周期特别长，科学突破往往伴随系列论文出来，过去这些年，很多靶点、通路已经研究透彻，但是很多都没有成药，为什么？因为后续需要技术平台体系来支撑，也需要大量的试错来完成，这些恰恰中国的优势。

中国创新药完全有能力、有机会通过长期的布局、稳步的发展、适当的政策扶持、国家导向的出口通路，在国际战场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我认为，在这个领域超过美国的几率，可能比其他领域更大。

中国创新药有了中国消费的洗礼和适当的商业回报的抚育，才能促进我们这些药进入到海外，一旦进入海外快速增长，才能使我们在国际药品的商业规则方面有话语权。

中国有最大的创新药用药人群，在全球范围内，能用上创新药的人群大约占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中有50%以上在中国。最近我去了一系列国家，包括埃及、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很多药品包括一些biosimilar基本也没有。所以，尽管面临的挑战比较大，但我们应该对中国医药的发展充满信心。

去年12月，我在上海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题目和过往不一样：中国创新药怎么从研发故事到盈利故事，中国创新药只讲研发故事是没办法完成后续整个闭环的，一定要从研发故事变成一个盈利故事。

如果去看MNC会发现，很多企业每年的利润比我们药企的销售额都多，MNC在用自己的利润做后续研发、BD，我们现在实际处在被人家选择的阶段，而且大多数药品被选择之后，后续这个项目怎么发展？

最主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后面这个项目最有潜在价值的利益方，已经不在你手中了，对这个项目未来发展的控制权基本不在你手中，所以从2025年10月开始，BD已经成为很多公司股价的“杀手”。

程增江：我觉得倒不是这个，更多还是资本市场的资金板块轮动，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来出货，而不是说不看好。

朱迅：不排除这个可能，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目前港股18A、科创板、美国纳斯达克加起来总共100多家企业，其中有产品进入市场的大概30家左右。

这30多家除了几个非常头部的还可以，其他的也全都有销售，但你去看他们股价，相反那些没有销售的企业，股价相对坚挺，换句话说，没有销售还可以讲故事，而一旦产品进入市场，靴子落地，故事没法讲了。

当然你说的是其中一个因素，其中背后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大家已经看到了，产品光靠国内市场支撑不了高市值，那么你把海外最有价值的这部分BD出去了，投资者认为你的价值是大打折扣的。

程增江：但是如果没有BD，我怎么去证明我的实力呢？而且现在所说的BD出海，它其实卖的是产品的海外权益，而海外权益这一块尤其是欧美的这个市场，这本来也并不是中国的大部分企业擅长的。

朱迅：那哪个领域是我们擅长的？换句话来说，中国的市场是大，但是PD-1全球一年的话卖四百多亿美元，几个药品一起在中国占比多少？我们的使用量占全球一半，但我们的销售额占比不到全球十分之一，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早晚得走出这一步，而走出这一步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药是一个长周期产业。

下一步对于BD来说，不要仅仅看BD本身，重点还应聚焦BD的趋势、方向和交易架构，目前现在是好的机会，海外大公司研发被砍，海外小型Biotech效率特别低，他们必然要到中国来，当很多跨国公司都聚焦中国，就一定程度把这些中国公司的议价能力提高。

在这基础上，怎么让中国企业不仅仅讲研发故事，还要讲盈利故事，谁能先把盈利故事讲通，谁就代表了整个中国Biotech未来发展趋势。

另外，现在大家谈论更多的，其实是“创业故事”。但创业的门槛似乎变低了，尤其是在AI的助力下，一个人就能拉起摊子，仿佛谁都能讲个故事。只要能赚到点钱，就是个好故事，这背后也催生了“投资故事”。

最近在医药领域的BD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些小公司做完BD拿到钱后，并不是用于后续研发，比如要求钱先拿来给股东分红。分完红之后呢？公司下一步怎么走，没人管了。所以，现在很多投资协议里都附带各种承诺和附加条款。

实际上，最终所有故事都要落到一个根本上——你得变成好产品。而做出好产品，难度就大多了。好产品一定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要上市，你得有销售额，得有销售利润，还得有市场份额。想走到这一步，单靠中国市场，现在来看，要实现可观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很难。

下一步，更难的是变成好公司，实际上，从国际上任何一个领域而言，最头部的那些公司基本都在20个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