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T疗法自2017年首获FDA批准以来，一直被视为肿瘤免疫治疗的“明星选手”。然而，高昂的价格、复杂的生产工艺、受限的适用范围，也让它的普及之路充满挑战。

In vivo CAR-T通过病毒或非病毒载体，直接在患者体内将内源性T细胞原位改造为CAR-T细胞，无需体外分离、扩增和回输，将治疗流程从数周压缩至数天，成本也有望大幅下降。

程增江把首个问题抛给了星奕昂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王立群：此前一直做iPSC-CAR-NK通用现货型细胞产品，现在in vivo CAR-T的风口来了，这是一个“酸葡萄”还是“甜葡萄”？吃还是不吃？

王立群表示，对于一个新事物，不管是ADC还是TCE都是建立在临床数据的基础上，in vivo CAR-T也同样基于EsoBiotec等公司的临床数据，“作为身处行业中的人无动于衷显然不对，但要入场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有什么能力。”他也坦言，“我们到现在做的时间不到一年，也是因为掂量了好久”。

蓬勃生物董事长朱力则分享了一家in vivo CAR-T国内头部企业果断转型的经历：该公司在CAR-NK领域投入两年时间和不少资金后，发现并不占优势，因此果断决定将全部资源转向in vivo CAR-T，结果在后两年实现了弯道超车，成为国内最早走上临床的in vivo CAR-T公司。

因此，“如果这个风口已经过去了，你还不如 let it go”。这种选择非常艰难，在很多创始人看来，已经投入资源的项目就像自己亲生的孩子，“创始人最难的事就在于，往往凡是我做过的，我花了钱的我一定不舍得放。” 而在朱力看来，这种选择不改道的错误往往会决定一个公司的生与死，成与败。

博生吉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CSO杨林明确表示，在投入in vivo CAR-T的同时，不会放弃其专注的γδT细胞治疗领域。“γδT有它特殊应用的场景，用in vivo CAR想生成大量的CAR-Vδ1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看中γδT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归巢，它能解决肿瘤抗原抑制性”。

“但是为什么我认为很多公司去做in vivo CAR-T有意义呢？因为多数公司基于前期管线积累，在人才、技术、资源上都有一定基础，in vivo CAR-T相当于是第二曲线的探索，有可能把自己的公司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基于此，戚飞提出了两种估值思路：要么以公司原有业务和管线讨论估值，把体内CAR-T作为bonus，要么将体内CAR-T业务单独分拆为NewCo，“但一个PCC前的东西，很难给到太高的估值，建议大家也不要在早期过于纠结，备齐粮草往前冲才有机会”。

如果说战略选择是方向性的考量，那么技术路线的抉择则是对未来的实质性押注。

实现in vivo CAR-T递送面临严苛要求：必须精确靶向T细胞、实现高效基因转导并确保低毒性——这决定了in vivo CAR-T领域的角逐，本质上是一场递送技术的军备竞赛。

面对如此高技术壁垒，科学界与产业界正在探索诸多不同的技术路径，目前，最主流的技术策略分为两条：一个是基于慢病毒的技术体系，另一个是基于脂质纳米颗粒（LNP）的递送系统。

今年8月，思路迪医药与楷拓生物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基于思路迪医药的自研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AI+mRNA研发平台和脂质体递送系统（3D-LNP），与楷拓生物的mRNA规模化生产优势和经验，深化靶向LNP递送（tLNP）、肿瘤疫苗、in vivo CAR-T/NK等领域的合作。

程增江当场把问题抛给了思路迪医药董事长兼CEO龚兆龙，“印象中思路迪医药是做抗体的，是怎么走到in vivo CAR-T的路上来的？”

龚兆龙将其转型形容为"顺势而为的自然拓展"，他系统分享了思路迪医药从抗体到mRNA疫苗，再到LNP技术，最终水到渠成地进入了in vivo CAR领域的全过程。

在他看来，基于LNP路线开发in vivo CAR-T的核心要素涉及三部分：mRNA平台、LNP平台、抗体平台，“过程中我们形成了这些平台能力，当我们把这些技术平台拼在一起，变成一个崭新的分子，而这个分子可以执行已经在体外验证的一个疗效非常好的治疗手段，我觉得这个非常有价值。”

经纬创投董事总经理孙凌皓对此表示认同，并进一步指出：LNP-mRNA路线确实是一种综合能力，三者若非要排序，“目前我们的初步判断是，递送技术是其中最为核心的环节。”至于病毒路线，他强调应更关注团队背景，比如：团队对病毒载体及靶点生物学层面的理解深度。

简单用数量来看，尽管当前布局LNP路线的国内企业更多，但支持慢病毒路线的一派，似乎拿出了更实打实的支撑数据。

易慕峰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孙敏敏提到，从疗效为王的角度来看，in vivo CAR-T要能够实现CAR-T持续扩增，能够有非常强的疗效，才有它的意义，也正是基于此，易慕峰坚定地选择了慢病毒载体的路径。

在她看来，即使是针对自身免疫疾病，慢病毒载体也展现出独特优势，“目前MNC收购的慢病毒载体更多，且从数据来看，慢病毒载体已经有临床的验证（Esobiotec在《柳叶刀》的文章），而LNP-mRNA还没有人体数据，基于猴子的数据虽然看到B细胞能清除，但还没有重置，我们看中自体CAR-T用于自免的适应症，就是看中了它能够使B细胞重置。”

杨林对此持相似看法，他坦言：“长期深耕CAR-T领域，会不自觉地形成某种‘执念’——总会把CAR-T细胞在体内的扩增能力与持久性看得很重。”他指出，无论是LNP还是慢病毒载体，最终发挥治疗作用的依然是CAR-T细胞本身；而CAR-T的疗效，从根本上源于其药物动力学的表现，尤其是两个关键参数：Cmax（血药浓度峰值）和AUC（药时曲线下面积）。

在他看来，通用型CAR-T目前疗效不及自体CAR-T，问题恰恰出在Cmax和AUC这两个核心指标上，而LNP路线目前仍面临一大挑战：由于mRNA不具备整合能力，只能短暂表达，经转染的T细胞本身不会增殖，导致无法形成持续存在的CAR-T细胞群体。

基于此，以及团队对两条路线的亲身尝试，杨林对LNP技术路线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但他也强调，并不低估该领域的创新潜力：“有这么多顶尖团队投身LNP赛道，我相信最终一定能找到解决方案。”

站在第三方投资机构的视角，戚飞的态度转变历程尤为典型。他回顾道，早在2021年底团队初接触这一领域时，曾有同事推荐靶向LNP的项目，“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天马行空’。”

然而短短三个月后，随着《科学》期刊发表Upenn团队的相关论文，早期数据逐渐浮出水面。“这时候我们必须尊重科学事实，”戚飞坦言，“数据虽然早期，但已经显示出足够的苗头和机制上的可行性。”

他表示，尽管团队持续关注该领域数年，但今年市场的火热程度仍超出预期。在被问及个人倾向时，他表示：“原本内心更倾向LNP，直到EsoBiotec公布人体临床数据。”

他承认，团队内部也有过分歧和讨论，形成了支持不同路线的观点，但站在早期投资的角度，一切皆有可能：事实上在投资的企业中，据悉已有六七家在做in vivo CAR-T的探索，LNP与慢病毒路线几乎各占一半。

整体而言，企业对技术路线的选择既基于团队背景，也取决于适应症规划。正如现场一位专家所言：“体内CAR-T到底选用何种递送系统，必须与目标适应症匹配——如针对慢性病，需长效表达，现阶段病毒载体可能更优；若追求短期、大量表达，则mRNA可能胜出。”

当然，这场技术竞赛并非全然的零和游戏，现场再度援引杨林了在T20+大会演讲时所作的比喻，“LNP可能是先甜后苦，很多问题还没暴露，慢病毒可能是先苦后甜，一开始改造时很多挑战，但后续它的CMC体系非常成熟，临床上暴露的问题也很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