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最引人注目的战场始终是疫苗。

去年6月，肯尼迪上任仅四个月，便向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挥下屠刀。他解雇了所有17名成员，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甚至传播过错误信息的人。

更令人震惊的是，时任CDC主任苏珊·莫纳雷斯，随后也被肯尼迪解雇，原因是她拒绝裁减资深员工，也拒绝采纳肯尼迪钦点的疫苗咨询小组的建议。

业内人士担心，这些举动几乎是对美国疫苗科学决策体系的釜底抽薪。

到了12月，“悬着的心终于死了”——新组建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迅速推翻近三十年来的政策，不再建议新生儿在出生后24小时内普遍接种乙肝疫苗。

今年1月，CDC则发布一份震惊医学界的“决策备忘录”，在未提供任何新科学证据的情况下，将七种儿童疫苗——包括轮状病毒、甲肝、流感等——从“普遍推荐”名单中移除，降级为“与医生讨论后决定”。这意味着，这些疫苗对全体儿童的必要性不再得到美国政府的明确背书。

该决定引发了法律与政治上的“海啸”。

由15个州组成的两党联盟迅速提起诉讼，指控肯尼迪“绕过联邦法律，无视科学证据，危害儿童健康”。

美国儿科学会等主要医学团体，在法庭上疾呼，这是“对公共健康的明显且现实的危险”。他们认为，对于美国超过1亿缺乏常规初级保健渠道的民众来说，“与医生讨论”绝非中性建议，而是实打实的接种障碍。

2月，FDA拒绝Moderna一款新的mRNA流感疫苗的审查申请，这本是肯尼迪阵营对疫苗产业的一次“亮剑”。

但令人费解的是，几周后，在未作任何科学解释的情况下，审查又莫名其妙地恢复了。这一反复，让肯尼迪最狂热的反疫苗基本盘感到困惑与愤怒。在他们看来，这位他们亲手推上高位的“圣战领袖”，背叛了革命的初衷。

为什么新冠疫苗仍在给数百万儿童接种？为什么药企巨头依然受到法律保护？当肯尼迪在全国巡讲中为了中期选举，选择对疫苗问题避而不谈，激进派感到了深深的幻灭。

《纽约时报》采访的一位来自德克萨斯的反疫苗活动家表示，他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终结药企权力的政治家，但现在看来，这只是一场假象。为了反击，甚至有威胁传出，如果mRNA流感疫苗获批，“医疗自由运动”将在中期选举中抛弃共和党。

这种“背叛感”或许正是肯尼迪的困境所在：他试图在重塑公共卫生体系和维持政治同盟之间走钢丝，却发现两边都不再信任他。

如果说疫苗政策的摇摆是政治表演，那么FDA内部的混乱，则是触目惊心的系统挑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FDA都被视为制药监管的“黄金标准”。然而，该机构在过去一年经历了领导层的彻底瓦解——仅仅在药物评价与研究中心（CDER），一年内就更换了五位负责人。

人事地震的根源，一部分源于肯尼迪对专业人才的清洗，另一部分则源于由其麾下的新任FDA局长马蒂·马卡里推出备受争议的“国家优先审评凭证”计划。该计划试图通过政治力量，加速特定药物的审批，以换取药企的降价承诺。

但这套做法，被内部人士痛批为将科学决策置于“焦虑、恐惧和困惑”之中。

据美联社报道，有多位FDA高级官员因拒绝在法律文件上签字而辞职，因为他们担心这种由政治而非科学驱动的快速审批，会将FDA和个人置于未来的法律风险之中。

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科学家的话语权被剥夺。在FDA的新模式下，审评的决定权不再属于最熟悉数据的科学评审员，而是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投票决定，这彻底颠覆了FDA数十年的传统。

普拉萨德一度主导的CBER，也出现了混乱。

作为曾在学术圈以猛烈批评FDA而闻名的流行病学家，普拉萨德甫一上任，就展现了自己的铁腕。他多次推翻下属评审员的结论，对罕见病药物设置极高的批准门槛。

2月，普拉萨德拒绝了Regenxbio开发的基因疗法RGX-121、Disc Medicine开发的红细胞生成性原卟啉症药物bitopertin，主要是因为对“用生物标志物替代临床安慰剂对照试验进行审批”的做法表示不满。

到了3月，FDA向uniQure发出CRL，要求其亨廷顿舞蹈症基因疗法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后期对照试验，而非通过加速审批通道上市。这一决定，导致uniQure股价单日暴跌33%。

普拉萨德的风格在投资界引发了“寒蝉效应”。

数据显示，在他任内，FDA批准的加速审批数量从2024年拜登政府时期的20项骤降至2025年的9项。投资者们开始对依赖早期数据的小型生物技术公司避之不及。

尽管马卡里试图为普拉萨德辩护，称他是面临“媒体追杀令”的“天才”，但市场最终还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3月7日，普拉萨德传出即将离职，重返学术界，uniQerve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一度飙升70%，Regenxbio也大涨29%。这一戏剧性的涨幅，是生物技术行业对这位高官离去的“如释重负”，更是对整个FDA过去一年不可预测性的无声控诉。

肯尼迪的破坏像病毒一样蔓延至整个HHS体系，正侵蚀着美国科研与疾控的根基。

在被誉为美国联邦研究“皇冠上的明珠”的NIH，人才流失触目惊心。根据《科学》杂志分析，去年从NIH、CDC和FDA三大机构离职的博士超过2400名，是2024年的两到三倍。

在NIH的27个研究所中，超过一半缺乏永久性的所长。这种领导层的真空，直接转化为科研资助的萎缩。相比于2024年，NIH向学术实验室发放的新资助减少了约24%。

与此同时，《自然》杂志的评估显示，经过一年来无情的拨款终止和法院反复的恢复拉锯战，由NIH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研究人员，已经损失了约14亿美元的资金。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被迫中断，也是美国未来数十年生命科学发现的潜力被透支。

相比之下，CDC的情况更像是一场缓慢的“安乐死”。

NIH主任杰伊·巴塔查里亚暂时兼任CDC临时负责人。而在此之前，这个机构经历了莫纳雷斯仅上任四周就被解雇、HHS副部长吉姆‧奥尼尔短暂过渡，以及二号人物拉尔夫·亚伯拉罕仅任职三个月就因“无法预料的家庭事务”突然离职。

一个拥有数十年历史的顶级公共卫生机构，竟然沦落到没有一位专职领导的尴尬境地。

领导层的缺失导致核心功能陷入瘫痪。1月，《内科医学年鉴》的分析发现，CDC传统上定期发布的许多关键数据要么严重延迟，要么根本不再发布。过去一年里，该机构发布的健康警报屈指可数，而在正常年份，这个数字通常是几十个。

这种自上而下的对专业权威的消解，正在产生不可逆的后果。当肯尼迪鼓励公众“自己做研究”时，当科学决策被政治忠诚取代时，公众对疾控体系的信任便如沙上之塔。

一些州和医学协会开始自救，成立了自己的公共卫生联盟，试图在疫情期间协调资源、发布基于证据的信息。这些起初被视为临时补丁的组织，如今不得不发展成为强大的替代性力量。

问题是，这些分散的努力能否填补CDC留下的真空，仍是巨大的未知数。更令人担心的是，肯尼迪的目光已经投向了下一个目标：国家疫苗伤害赔偿项目。

最近，肯尼迪解雇了该机构负责确定赔偿金的一半专家组成员。批评者担心，如果他任命的人倾向于扩大赔偿范围，将那些没有科学依据的伤害（如自闭症）纳入其中，不仅会迅速耗尽基金，最终还会导致药企因无法承受诉讼风险而停止生产疫苗。

一年前，当肯尼迪执掌HHS时，他的支持者看到了一个打破体制的英雄，他的反对者则预见到一场科学灾难。一年后，残酷的现实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那个曾在飞机上因吸毒过量而濒死的年轻人，在经历了救赎、成名、最终掌握权柄之后，却将整个国家的健康命脉推向了未知的、尚未触底的深渊：麻疹卷土重来，科研资金断裂，监管失去定数，顶尖人才作鸟兽散。

也许，《柳叶刀》所言非虚，肯尼迪这一年带来的动荡，需要几代人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