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行业相比，生物医药的融资渠道向来相对单一且集中，高度依赖VC、PE以及IPO，资金回流也主要依靠IPO、成功的并购或BD。

然而，但在资本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这种单一路径的脆弱性开始显现。部分企业陷入“融资贵、融资难”的困境，难以支撑漫长的研发周期。尤其在过去几年IPO通道受阻的情况下，资本退出愈发艰难，一级市场投资人的出手也随之变得更加谨慎。

与此同时，另一边也在发生变化。随着传统制造、房地产等行业的收益增长见顶，银行同样在寻找新的增长极。而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生物医药，自然进入了它们的视野。

总而言之，“缺钱”的创新药企与“需要撒钱”的银行，需求对上了。尤其是在股权融资遇冷的时候，银行信贷逐渐成为填补Biotech资金“空白期”的重要补给。

张峰指出：“市场环境好的时候，企业更倾向股权融资；但到了‘寒冬期’，上市通道收窄，股权融资变难，企业就会更多希望银行给予支持。其实从企业本意来看，早期阶段当然更想要股权融资，但股权和债权并非二选一，它们是互补的，大部分企业对两者都非常看重。”

2024年，尚未盈利的某创新药研发企业遭遇融资难题，彼时整个生物医药赛道的投融资环境正值低谷。北京银行通过“股债结合、投贷联动”模式，给予其5000万元综合授信支持，并同步联动投资机构锁定1亿元认股权。这种“债权+股权”的组合打法，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科技企业的高风险特性与银行自身的风控要求，也让早期研发获得更多资金支持。

对于Biotech而言，从银行融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稀释团队的股权。

陈杰算了一笔账，一家刚完成天使轮融资的企业，如果能从银行拿到几百万到一两千万的信贷资金用于日常运营，就能少稀释一到两个点，甚至更多的股份。对早期估值而言，这是实打实的利益。对于企业来说，既拿到了研发急需的现金流，又保住了创始团队的持股比例。

他建议，企业可以根据未来一年的资金需求，规划10%到20%的比例通过银行贷款解决，这样既能有效运用财务杠杆，又能维持偿债的安全边际。

而银行信贷的进入，往往还意味着另一种价值——对企业基本面的认可。

张峰提到，北京银行曾在一家创新药企业处于研发关键阶段时，率先给予其数千万元授信支持，后来又追加至上亿元额度。此后，其他银行也陆续跟进，企业的融资渠道由此拓宽，资金面也更加从容。在关键研发期，这样的银行背书，往往能撬动更多金融资源，形成正向循环，为企业争取更充足的时间与资金保障。

银行的钱虽好，但并非“万能药”，关键在于企业的发展阶段是否匹配。对于Biotech而言，最理性的融资策略，是随着研发管线的推进，动态调整股权与债权的比例。

而站在银行的角度，如何看待一条管线在不同阶段的授信价值？陈杰分享了一套清晰的逻辑。

在临床前及Ⅰ期临床阶段，银行更倾向于采取“跟随策略”。陈杰解释，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是药理毒理数据，以及健康人群的副作用数据和给药剂量安全窗口数据。“这些都只是基础数据，不确定性还很高。因此银行介入的金额不宜过大。临床前大约500万元，Ⅰ期临床在1000万到2000万元之间，主要用于日常的租金、人员工资或小额的CRO费用。”

此时的信贷逻辑，并非承担主要的研发风险，而是“跟随”有实力的投资机构，为优质企业提供小额流动性支持。

到了Ⅱ期临床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如果Ⅱ期研究的中期数据或完整数据表现良好，银行的策略会明显转向积极。授信金额可以提升到2000万至5000万元甚至更高，期限也可以从一年期的短期流贷延长至两三年。

而当药物进入Ⅲ期临床后期或已获批上市，企业的确定性大大增加，信贷额度也可以随之进一步放大。

针对创新药研发周期长的特点，近年来一些银行也尝试推出了适配性更强的产品。比如，兴业银行推出“科技企业研发贷”，针对科技企业研发需求，设置最长5年的流动资金贷款和最长10年的固定资产贷款；交通银行苏州分行的“OPC创业人才贷”则无需担保，授信期限长达3年。

而北京银行目前正在尝试针对创新药企业给予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支持，如对单条管线的研发量身定制。

“我们会评估该管线从分子发现到临床完成所需的全部资金。假设总额10亿元，企业自筹1亿元，我们再配比贷款，风投再承担一部分。贷款期限可以管线研发周期相匹配，未来该管线商业化后的销售收入将作为还款来源。”张峰表示。

当Biotech开始认真考虑向银行借贷时，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银行如何评估一家企业是否值得给钱。银行的评估逻辑，与VC有所不同，并非简单地“赌赛道、赌团队”，而是自有一套独特的“数据驱动”评估体系。

陈杰将其拆解为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是自身数据的对比，看临床数据与已上市药物、同期在研药物的对比优势；其次是全球数据的对标，与同靶点、同适应症的在研数据比较，判断是否具备全球竞争力。

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头对头数据。“如果一家公司能在Ⅱ期或Ⅲ期做头对头试验，我们对它的数据评价会高出一个量级。头对头试验能有效排除挑选病人的偏差，是药物临床价值最直接的证明。”

团队背景同样是重要的信任基石。张峰指出，出身于Big Pharma、有过成功项目经验的核心团队，天然更容易获得银行的信任。基于对他们过往项目的了解，银行甚至可能在天使轮之前就给予小额启动资金。

同时，风投资本的背书也是一个重要参考。

与此同时，风投资本的背书也是一个关键参考。“风投对细分领域的研究往往比我们更深，他们的认可本身就构成一种价值判断。”张峰表示，在此基础上，他还会进一步观察该机构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整体投资成功率。但最终的评判标准，依然回归到企业本身，研发方向是否处在行业最领先的位置，是Best in class，还是停留在Me too。

当然，银行也有自己的“雷区”。

陈杰建议，不宜用银行贷款来进行建厂房这类长期、大额的固定资产投入，这与银行资金的属性存在根本冲突。

“用流动性资金去建厂房，是风险收益的严重错配。银行资金天然追求安全性和流动性，与长达十年的基建投资格格不入。”他补充说，只有当企业足够成熟，比如Ⅲ期临床数据优异、产品成功上市、后续管线被高度看好，银行才可能给予中长期项目贷款。

银行支持创新药的热情正在升温，但要实现可持续投入，必须突破一个核心瓶颈，即“尽职免责”的边界如何厘清，让制度真正匹配创新的高风险属性。

陈杰介绍了交通银行的实践经验。首先设定原则，对未有产品商业化的Biotech公司，不建议做中长期项目贷款，金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让银行不承担主要风险。

“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实际的判例，这给一线人员解了绑，让他们敢于接触早期项目。但前提是要有专业团队支撑。”陈杰表示。

张峰则指出，真正的“耐心资本”需要制度配套。创新药周期长达8到10年，股权投资若只给3到5年退出期，显然不现实。“监管政策要给资本周期充分定位。同时，股权投资失败风险远高于信贷，投入过程中被新技术颠覆是常态，同样需要出台尽职免责办法。”

银行正从创新药的“旁观者”变为“深度参与者”。这场“双向奔赴”的背后，是中国创新药产业融资结构重塑的必然趋势。

当银行资金切入创新药的漫长周期，它带来的不仅是填补股权空白的流动性，更是对产业逻辑的某种确认。临床数据、团队背景、管线价值，正在成为比想象中更可量化的信用资产。

对于Biotech而言，是多了一种可供选择的融资工具。而对于整个创新药生态，这意味着资本结构正在从单一的“风险偏好”走向多元的“风险分层”。在寒冬与复苏交替的周期里，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种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