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每两个ADC临床试验，就有一个来自中国。

Evaluate数据显示，全球ADC临床试验中，51%来自中国药企。在部分热门靶点上，中国开发的ADC产品数量占全球六成以上。

中国ADC新药资产，已成为本土创新药出海最具分量的名片。

中国ADC的崛起，与MNC的战略布局形成了一种双向互构的逻辑。MNC通过大规模收购中国资产完成ADC赛道的卡位，而谁被MNC选中、何时被选中，也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中国ADC标杆企业的坐标。

默沙东是在ADC领域布局策略最激进的MNC之一。2022年，默沙东与科伦博泰累计达成三笔ADC交易，将科伦博泰的9条ADC管线纳入麾下，总交易金额超118亿美元。其中，核心产品TROP2 ADC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已在国内获批4个适应症，2025年上半年销售额约3.02亿元。

默沙东之所以如此激进，深层原因在于其核心产品帕博利珠单抗（Keytruda）面临2028年专利悬崖。2025年，Keytruda年销售额已超316亿美元，约等于默沙东同期总营收的一半。

ADC则被默沙东视为填补这一增长空白的战略支柱。默沙东肿瘤学全球临床开发负责人Marjorie Green曾直言：“TROP-2 ADC有望成为默沙东K药专利悬崖后的核心‘主力产品’。”

BMS同样不甘落后，通过一笔巨额交易锁定了中国ADC“新贵”百利天恒。2023年12月，BMS以首付款及近期付款达13亿美元，获得百利天恒自主研发的za-bren（BL-B01D1、EGFR×HER3双抗ADC）的全球权益，这笔交易的总交易金额最高可达84亿美元，创下全球ADC单药对外授权总价纪录。

罗氏作为初代ADC霸主，也在加大对中国资产的配置。2026年1月，宜联生物与罗氏就YL201（B7H3 ADC）达成独家许可协议，获得5.7亿美元首付款及近期里程碑付款。

此外，辉瑞也通过收购Seagen，将荣昌生物维迪西妥单抗收入囊中，该药在2021年被授权给Seagen。

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显示，截至目前，全球10家头部MNC已与中国药企在ADC领域达成约20次交易。

过去五年，中国ADC在管线数量、交易金额和临床进度上实现几何级增长。但随着头部效应显现、格局趋于稳定，该赛道的投资窗口期正快速收窄。

综合来看，MNC对中国ADC的选择已从“广撒网”进入“精挑细选”阶段。那些拥有差异化临床数据、已验证的临床进度或独特技术平台的项目，仍能获得高价，但单纯的“me-too”分子已很难吸引MNC的目光。

交易窗口虽在收窄，但ADC的价值兑现远未结束。更大的战场才刚刚展开。

“IO+ADC”已成为公认的未来肿瘤治疗主线，这种认知正加速推动ADC从后线向前线渗透。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ADC的市场空间将从末线治疗的小众市场，拓展至一线治疗的大规模人群。

华福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将成为IO联合ADC的关键催化大年，以中国Biotech为主导的PD-1/VEGF、PD-L1/VEGF双抗联合ADC已进入I/II期研究，有望在2026-2027年启动国际多中心III期研究，在部分癌种确立为新的一线标准疗法。

JPM 2026大会上，肿瘤领域头部MNC都将IO和ADC作为战略重心，其中不乏中国新药的身影。

肺癌一向是肿瘤领域的“兵家必争之地”。在NSCLC一线治疗方面，2025年11月，科伦博泰宣布芦康沙妥珠单抗联合Keytruda一线治疗PD-L1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III期研究（OptiTROP-Lung05）在预设的PFS期中分析中达到主要终点，并且在OS方面观察到获益趋势，这是全球首个PD-(L)1+ADC在一线NSCLC中达到主要终点的III期研究。

目前，默沙东已围绕芦康沙妥珠单抗启动16项III期全球临床研究，覆盖肺癌、乳腺癌、胃癌、妇科肿瘤等多个领域。

乳腺癌一线治疗同样格局明朗。2026年2月，信达生物宣布其HER2 ADC IBI354用于一线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的关键III期研究完成中国首例给药；同月，复宏汉霖也宣布，其HER2单抗HLX22联合HER2 ADC HLX87在相关II/III期研究中完成首例给药。

而三阴性乳腺癌方面， 今年2月，百利天恒宣布，iza-bren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Ⅲ期临床试验期中分析显示，iza-bren显著延长患者的PFS和OS，达到双主要终点，这是全球首个在TNBC Ⅲ期临床研究中得PFS/OS双阳性结果的双抗ADC药物。

这意味着，大瘤种一线治疗的“卡位”窗口正在快速闭合。一旦某项III期研究确立新的标准疗法，后来者需要开展头对头研究才能证明优效，其成本和时间门槛将指数级上升。

从投资角度而言布局ADC的“黄金窗口”确实已近尾声。但这并不意味着机会消失，而是机会的类型发生了变化。

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ADC领域的合作形式日趋多元。在传统的药物海外研发、生产及商业化合作之外，平台技术合作与联合疗法开发也逐步兴起。

以2025年启德医药与Biohaven达成的130亿美元合作为例，该合作不仅涵盖ADC资产，还涉及技术平台的授权。这是一个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海外药企不仅认可中国的在研资产，也认可中国的技术平台。

这意味着，窗口期之后的BD比拼，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个分子，而是升级为系统性平台能力的竞争。那些能够在连接子、偶联工艺、毒素分子等底层技术上构建系统化能力的企业，将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更深的护城河。

宜联生物与罗氏的合作，其核心筹码正是宜联生物独有的TMALIN技术平台。该平台实现肿瘤微环境中的胞外裂解能力，拓宽了抗体选择范围，旁观者效应更强。这正是MNC愿意高价买单的底层技术价值。

在技术层面，双抗/双毒素ADC正成为下一波热点。

双抗ADC可以通过让抗体同时识别两个不同的肿瘤靶点或表位，提高肿瘤细胞的特异性捕获和内化效率。百利天恒的iza-bren作为全球首个完成III期临床的双抗ADC，被视为该方向的标杆。康宁杰瑞的JSKN-003（靶向HER2的双抗ADC）也在临床研究中显示出高缓解率和良好的安全性，目前已经进入Ⅲ期临床。

双载荷方面，2025年，康弘药业的TROP2靶向双毒素ADC KH815相继在澳大利亚和中国获批进入临床，成为全球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双载荷ADC。

与此同时，ADC的适应症边界正在突破肿瘤，向更广泛的疾病领域延伸。目前，映恩生物DB-2304（BDCA2 ADC）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II期临床也已启动，是国内探索最快、进度最明确的自免ADC项目。

当平台能力和技术迭代成为新的竞争锚点，MNC的筛选标准也在急剧提高。如今，MNC在评估ADC项目时，更关注的是有没有头对头的比较数据、结果是否经得起反复验证。那些仅靠“快速跟随”堆砌管线的项目，已经很难再获得青睐。

接下来，中国ADC出海将沿两条主线推进。其一是已达成合作的MNC与中国药企陆续读出更多III期数据，检验管线成色。其二是拥有差异化技术平台或全新靶点的早期资产，仍有可能获得MNC的精准买入。

对中国ADC企业而言，真正的考验不再是能否被看到，而是能否在格局初定的牌桌上，打出一张不可替代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