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君：您怎么看待Revolution最新发布的RASolute 302 Ⅲ期数据？

王印祥：在目前所有的靶向抗癌药中，RAS靶点覆盖的患者人数是最多的。第一个人类RAS基因于1982年被发现，至今已近半个世纪。数代科学家持续攻关，但它始终是靶向抗癌药领域最难突破的靶点之一，此前多轮尝试基本都以失败告终。

因此，从科学层面来看，能够证实通过抑制RAS来治疗癌症，意义极为深远。人类花了近50年才攻克这一难题，单从时间跨度而论，其难度甚至不亚于登月。将这样一个靶点成功应用于临床，无疑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

写意君：加科思也是KRAS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尤其是在pan-KRAS领域，加科思目前进度仅次于Revolution，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加科思的pan-KRAS布局与Revolution的差异化？

王印祥：在KRAS靶点的布局上，加科思与Revolution其实差不多同时起步。2018年前后，绝大部分的pan-KRAS抑制剂都是选择的小分子抑制剂路线，包括诺华、辉瑞、BMS等跨国药企，以及加科思都选择了这个路线。但是当时Revolution通过收购Warp Drive Bio，将分子胶技术应用到了开发pan-KRAS上。

目前在小分子技术路线上，加科思的JAB-23E73是全球进展最快的，是全球首个披露数据的pan-KRAS小分子抑制剂。放眼整个pan-KRAS赛道，JAB-23E73的速度也仅次于Revolution的daraxonrasib。

写意君：从技术角度看，分子胶和小分子各自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王印祥：小分子技术路线和分子胶技术路线的本质差异在于，小分子是直接抑制KRAS蛋白，但结合口袋很浅，筛选高亲和力、具备良好药代动力学特性的小分子非常困难；分子胶则是通过招募细胞内另一个蛋白（Cyclophilin A）形成三元复合物，间接发挥作用，筛选过程相对简单。Revolution走得更顺更快，但也面临不同的挑战。

第一，分子胶的专利空间巨大。分子胶分子量大，结构可改动空间大，很容易做出一大批me-too药。目前中国和美国已有大量公司在积极研发和布局分子胶专利，未来竞争会非常激烈；第二，制造成本极高。分子胶的化学合成需要20多步，含有6个手性中心，工艺复杂。这也决定了药物的定价不会低，由此带来患者可及性的问题。

小分子路线的优势在于，第一，合成简单。一旦找到高亲和力分子，制造成本远低于分子胶；第二，专利壁垒高。加科思在全球小分子pan-KRAS抑制剂领域拥有几十项专利，是专利布局最早、最多的公司。后续其他公司想突破我们的专利非常困难，这意味着未来me-too药会很少，竞争压力小。

写意君：皮肤毒性是目前pan-KRAS最主要的安全问题，两种技术路线在安全性方面表现有什么差异？

王印祥：从已公布的临床数据看，两种路线的安全性差异已经显现。RMC-6236皮肤毒性发生率高达90%，且有7%是3级毒性，而JAB-23E73的皮肤毒性发生概率只有10%且均为1级，暂未观察到3级毒性事件。如果这一优势能够保持，小分子路线在未来联合用药和市场竞争力上将有明显优势。

写意君：2025年12月，加科思与阿斯利康就JAB-23E73达成全球许可与合作协议。加科思将获得1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额外获得最高达19.15亿美元的开发及商业化里程碑付款，这笔交易刷新了中国小分子新药的出海纪录。能否透露一下双方合作的最新进展？

王印祥：2026年我们最主要的计划是，将二线及以上的胰腺癌适应症在中国推进到注册性临床试验。同时，联合化疗（GP）一线治疗的方案也已经获得批准，我们会同步启动。

胰腺癌是最难治的肿瘤。此次Revolution公布的中位OS已达到13.2个月，这在胰腺癌领域已是了不起的进步。

但横向对比，在肺癌治疗中，奥希替尼的中位OS已经达到了数年，和胰腺癌的平均OS有显著差距。单靠一个药物，胰腺癌患者的获益天花板仍然较低。要想真正让患者受益，尤其是早期患者，必须与现有标准疗法联合使用。而小分子药物安全性更好，这为联合用药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写意君：Revolution选择了一个公认最难攻克的靶点，又走了一条与所有大公司都不同的技术路线，在临床推进和融资方面必然面临更多困难。但他们坚持下来了，并做出了非常惊艳的数据。您觉得这个故事对中国Biotech有什么启示？

王印祥：Biotech的发展起起伏伏是一种常态。Revolution的前身最早致力于耐药抗真菌药物的研发，但进展不顺，随后转型做抗肿瘤药物。Revolution的管线布局与加科思颇为相似，他们转型肿瘤领域后的首个项目是SHP2抑制剂，这与我们的Sitneprotafib（JAB-3312）几乎是同一时期启动的。当时全球最早布局SHP2的三家公司，第一是诺华，第二是加科思，第三便是Revolution。此后，两家公司又几乎同时在2016-2017年左右转向RAS靶点，不过选择了不同的技术路线。

在这一过程中，Revolution持续获得融资。美国的风投机构更看重技术本身，只要数据扎实，就愿意给予支持。正是有了耐心资本的支持，Revolution才能走出低谷，迎来转机。

当然，现在远非终点。产品上市后的销售表现与估值走向，仍需时间检验。但这个行业最富魅力的地方，恰恰在于这种跌宕起伏。

写意君：所以对Biotech来说，要活下去，承受失败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王印祥：是的，但这个行业可谓“九死一生”——90%的公司都会消失，能活下来的不足10%。而坚持创新，才是生存下去的最重要保障。

近年来，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进步显著，但也存在一个问题：me-too式创新过多，导致同质化竞争极为严重。

me-too产品若仅局限于国内市场，结果将十分惨烈。以PD-1为例，默沙东的Keytruda年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而中国目前已有十几个PD-1产品获批，其销售额总和却远不及Keytruda。原因在于缺乏国际市场，只能陷入国内低价竞争。

所以中国Biotech下一步的方向，还是要努力把产品推向全球市场。这个过程很长，中间会有很多起伏，但一时的落后、一时的失败，都没关系。

写意君：从您的经验看，Biotech要获得投资人对源头创新的长期支持，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王印祥：这个问题很复杂，并非单一因素所能决定。

第一，团队自身的信用基础至关重要。研究背景、创业经历等，都是投资人重点考量的因素。

第二，项目本身的吸引力决定了能否赢得投资人的认可。当下的投资人相对专业，但中国风投与华尔街的风格仍有显著差异：中国VC更偏短线，青睐改良性小创新、短平快的项目；华尔街则更注重长线布局，看重真正的技术创新，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

近年来，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进步显著，但真正的源头创新仍然稀少，绝大部分属于工程学上的改良。我们将单抗做成双抗，双抗做成三抗，或进行化学修饰的嫁接，这被称作“工程师的红利”。改良性创新确实是中国公司最擅长的领域，也成就了一大批企业。

然而，这种创新如同挖矿，资源终归有限。你看这几年，在双抗、ADC、PD-1等领域，已经“挖”出了大量公司，矿藏几近枯竭，如今只能向更边缘的角落探寻，比如双靶点、双payload，难度越来越大。

写意君：您觉得未来5-10年内，中国是否可能诞生自己的“Revolution”？如果可以的话，您认为关键需要在哪些环节实现突破？

王印祥：我认为有可能。当前，中国已有一批Biotech积累了丰富经验，新的技术平台也在逐步成熟。未来一定会有公司在某一技术点上实现源头创新。

但除了技术本身，还需要几个综合条件的支撑。首先是资本市场的托底。 以康方生物为例，其双抗产品授权给Summit，仅凭一个产品就撑起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市值。然而，如果产品只有国内市场，而没有全球市场的支撑，就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

Revolution亦是如此，它拥有资本市场的支持，产品一旦在美国FDA获批，就等于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

因此，技术突破、资本市场、全球市场，这三个条件必须形成合力。光有技术突破不行，光有资本市场也不行。三者缺一，都难以成事。

从1982年RAS基因被发现到现在，人类用了近半个世纪才撬开这扇“铁门”。生物医药创新从来不易，但中国Biotech已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甚至逐渐成为引领者。

正如王印祥所言，“大国新药”的真正崛起，不在于某个靶点进度的快慢，也不在于某个临床试验的成败，而在于能否在“无人区”沉心布局，在至暗时刻敢于押注。

下一个“Revolution”，或许正孕育在今天那些“冷板凳”与“硬骨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