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日本的生物医药产业，不乏领先之处。

2012年，因发现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技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获得诺贝尔奖。此后，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在细胞治疗领域布局。

通过建立《再生医学促进法》《再生医学安全法》等特殊法规监管途径，十多年来，日本不遗余力地鼓励CAR-T等细胞疗法的开发和商业化，批准了近20款产品，它们大部分由日本公司推出。

Meyerson发现，日本政府正在大力推动风险投资生态系统的培育，这始于一项医疗研究开发机构（AMED）计划。该计划为符合条件的投资提供2比1的配套资金。大体上，1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对Biotech来说相当于3000万美元。

获得AMED资格的创新公司正在增加，但Meyerson认为，如果想要产生真正持久的影响，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克服系列挑战。 

众所周知，高度依赖风险投资支持的Biotech，往往不具备丰富的商业化产品开发经验——美国的制药业资深人士通常是凭借后者进入初创公司。而在日本，太多的创业者光有热情，缺乏产品开发专业知识。此外，制药领域并不被视作生物技术生态系统外的另一条职业道路，进一步抑制人才培养。

文化上，Meyerson指出，日本生物医药高管职业生涯的失败容易被过度放大，不像美国那样包容：失败应该被赞美，而不是被鄙视。

一种跨经验的融合，将有助于超越阻碍。比如，拥有美国产业经验的日本药企高管，要是将这之运用到新公司的创建中，很大概率有助于从美国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 

Meyerson还建议，Biotech应该使其管线与Pharma的购买意愿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毕竟太多日本初创公司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难以实现价值兑现。更棘手的是，有些Biotech尽管拥有非常有潜力的技术，但开发出来的产品大部分不被需要。与Pharma的定期接洽，可以避免这种低效情况。

最后，日本生物医药创业者可以考虑在本土和美国设立双总部，并至少部分由美国总部高官领导，从而吸引美国资本，更加深入地融进美国生态系统。

过去大半年内，Meyerson已经数次走访中国。令其惊讶的是，中国拥有如此之多的大型制药公司，而西方许多同行却闻所未闻。

诸如石药集团、金赛药业、济民可信、齐鲁制药、迈威生物等公司，其营收都超过10亿美元，市值也超过50亿美元或100亿美元。这些公司中，许多都扎根于仿制药和国内产品销售，并已将业务拓展到基于蛋白质工程的创新产品领域。

很大一部分西方人士觉得，只有像恒瑞医药这类创新转型老牌巨头才值得进行合作。

恒瑞医药在对外合作方面确实引人注目。2024年财报显示，自2018年以来，恒瑞医药与全球合作伙伴进行了13笔对外许可交易，涉及16个分子实体，潜在总交易额约140亿美元，首付款总额约6亿美元。

而今年以来，恒瑞医药BD步伐进一步加快：3月，将小分子Lp(a)抑制剂HRS-5346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权益授权给默沙东，总交易额高达约20亿美元；4月，将辅助生殖领域口服GnRH拮抗剂SHR7280中国大陆商业化权益授权给默克，获得首付款1500万欧元，以及有望收取一定的里程碑付款和销售分成。

到7月，恒瑞医药迎来又一个里程碑。此次合作方是GSK，涉及12款产品，包括潜在同类最优的PDE3/4抑制剂HRS-9821。如果所有项目均达到预定目标，总交易额将近120亿美元。

不过，Meyerson却自信地表示，那些尚没有得到西方同行的广泛重视的中国大型制药公司，其资产的质量与恒瑞医药不相上下。

Meyerson还发现，中国药企高管对加强跨境沟通以弥合差距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可能与另一个显著事实有关。中国几乎所有头部创新药企都有由美国等海外背景，掌舵者基本上接受过西方教育，并曾在西方MNC供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与特朗普政府的敌意不同，Meyerson说，当与这些公司的高管见面时，很难将之放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视为对手。相反，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创新，可以帮助美国患者。

Meyerson提醒，特朗普政府应专注于提升美国的竞争力，而不是阻止中国的创新。打击专利侵权是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去打压那些遵守游戏规则的创新公司。

BioCentury曾发布一份报告，形容中国的生物技术生态系统过去十年的发展是一种“创新之上的创新”——快速迭代技术，甚至在第一代技术达到鼎盛时期之前，就创造了下一代技术。

对此，Meyerson也感同身受。中国的创新水平正在不断提升，这是生物医药跨境交易得以持续的基础。不完全统计，2025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BD出海交易事件超过50起，其中披露的合作总金额合计接近500以美元。

在Meyerson看来，最近一波交易浪潮的主角是成熟的同类竞品。随着GLP-1减肥药的商业化表现，以及PD-(L)1/VEGF双抗颇为亮眼的临床数据，许多药企都希望买到类似产品。

从康方生物与Summit Therapeutics达成的合作算起，宜明昂科、普米斯生物、礼新医药、三生制药等中国公司开发的PD-(L)1/VEGF双抗，已经吸引了包括默沙东、辉瑞、BMS在内的MNC押注。

目前，全球在研的PD-(L)1/VEGF双抗有约30款，其中仅国内就占据三分之二。当同类资产唾手可得，下一波浪潮会是什么？

Meyerson分析，下一波浪潮的主角将是更具“创新性”的生物技术。

此处的创新，被定义为将新颖且已验证的靶点结合到双抗、ADC这些类型的药物中，并提高结合效率，或者可以减少脱靶效应。考虑到中国的工程师红利，第二波浪潮也会快速趋于饱和。

第三波浪潮已经开始——Meyerson判断——这是中国真正与西方Biotech竞争的地方，旨在探索新分子模态、未经验证的靶点等，例如用于自免的体内CAR-T，因为该类药物出现的首批临床数据的来自中国。

技术上看，体内CAR-T疗法通过病毒载体、纳米载体等递送系统，把CAR基因直接递送到患者体内的T细胞中，实现在体内进行基因改造，省去了体外基因改造和扩增步骤。

这种“现货型”特征，大大简化了生产及治疗流程，有望显著降低治疗成本，满足更多急重症患者的临床需求，避免因病情恶化而错过治疗窗口。也因此，不一而足的中国Biotech纷纷入局，正将创新资产快速推向临床。

对外合作方面，普瑞金生物、驯鹿生物、原启生物、诺纳生物、先博生物等公司开发的产品，都已经被海外同行，不乏MNC相中。

从技术路线划分，传奇生物、济因生物、易慕峰生物几家Biotech已对外展示了其慢病毒载体的体内CAR-T进展；基于LNP路线布局体内CAR-T的企业较多，包括云顶新耀、嘉晨西海、石药集团、深信生物、剂泰科技、艾博生物、星锐医药、沙砾生物、虹信生物等。

Meyerson认为，很多中国药企的挑战在于，它们并不清楚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无所适从”的状况，也可以说明中国从概念到IIT的速度和成本优势——当沉没成本足够低，广撒网就是意料之中事情。Meyerson相信，随着这些公司对生物学的积累，进一步了解MNC的诉求，将会与美国同行产生激烈角逐。

在Meyerson的走访中，他还注意到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中国CRO的蓬勃发展，并深深潜嵌入加速本土创新的过程。对于这方面，药企的IP保护将是一个关切议题。

聚焦到金融市场，Biotech都热衷于谈论IPO，尤其是赴港上市。

2025年上半年，港股生物医药市场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多达10家生物医药公司成功登陆港交所，而去年全年仅有12家。

A股市场也逐渐显露出回暖迹象。6月，中国证监会代表透露，将在创业板正式启用第三套标准，支持优质未盈利创新企业上市，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于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同日，《关于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 增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意见》的发布，“1+6”改革举措受到热议。

Meyerson提醒，IPO意味着公司所有权的稀释，这对创业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以IPO为退出通道、击鼓传花式的投资游戏，会催生许多高估值的公司。Meyerson分析，由于流动性低，融资额也低，这就容易产生一系列问题——投资者的期望值很高，但公司继续融资的能力却很低。

即使是市值超过5亿美元的大公司，当前，似乎也很大程度依赖BD合作，从而为其“烧钱”的创新项目开发提供资金。

不过Meyerson注意到，规模较大的中国公司已经迅速掌握了NewCo的运作方式，并将之付诸实践、持续改良。

2023年8月，恒瑞医药与One Bio达成协议，将SHR-1905项目（AIO-001）大中华区外的全球权益授出，获得2500万美元首付款和近期里程碑付款，以及潜在的10.25亿美元的研发及销售里程碑款。但仅过了5个月，2024年1月，GSK以10亿美元首付款和4亿美元里程碑的价格整体收购Aiolos Bio（One Bio更名），收购时该公司唯一核心管线只有AIO-001。

按照Meyerson的说法，这种差价一定程度促使恒瑞医药跳过中间商，直接与GSK达成合作。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类似交易。而对于尚未为BD做好准备的在研资产，参与成立NewCo，仍是获得快速开发的一个可行选择。

有意思的是，当前NewCo热潮也与恒瑞医药存在关联。

2024年5月，恒瑞医药将其GLP-1产品组合授权给Hercules，交易总额超过60亿美元。在基础上，Hercules 19.9%的股份也被恒瑞医药收入囊中。同年下半年开始，康诺亚、嘉和生物、岸迈生物、维立志博、和铂医药、科伦博泰、天诺健成、诺诚健华等多家药企，也通过NewCo模式出海。

Meyerson认为，随着中国公司不断发展和成熟，NewCo这种浪潮可能还会持续三年左右。更多公司将坚持在交易中保留美国权益，因此，优质资产的价格将会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