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14年，那是中国创新药“黄金时代”的前夜。彼时药审改革蓄势待发，资本市场对生物科技认知浅显，纵使有一批“海归”科学家回国创业，但创新药浪潮将起未起，中国创新药的前路仍然模糊。

康小强在此时就感受到了一种确定的趋势：一个已经解决了衣食住行的大国，对健康的需求一定大幅提升。“创新药一定会崛起，我们只是不确定爆发的具体时点，”他回忆道，“所以我们选择‘先进去，等风来’。”

这种“等风来”并非被动。在他看来，空白意味着更小的竞争压力和更低的试错成本，这是初创公司最宝贵的窗口期。因此，维立志博成立之初最关键的任务，并非急于追逐一个热点，而是想清楚自己究竟要做什么，以及更重要的，不做什么。

这个立身之问，很快迎来了第一次实战检验。

当时，全球医药界正因为PD-1抑制剂的横空出世而沸腾。2014年，BMS的Opdivo和默沙东的Keytruda相继获批，彻底改写了肿瘤治疗规则，一个千亿美元市场的轮廓已然浮现。

不出所料，国内嗅觉灵敏的企业蜂拥而至。康小强团队最初的计划也是开发PD-1抗体，但他们很快发现，当时中国已经有二十多家公司布局了这个靶点。

“我们当即就决定不做了。”康小强的决定干脆利落，“市场不需要再多一家biotech做PD-1，那不是我们的战场。”

那么，新战场在哪里？康小强将目光投向了PD-1光芒之下的阴影处。

数据显示，PD-1抑制剂在肿瘤治疗中的总体应答率仅有20%，这意味着高达80%的癌症患者其实无法通过PD-1疗法显著获益。康小强想，如果PD-1是未来10年的癌症治疗的主角，那么初创的维立志博应该要做的是，去解决一些PD-1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一为PD-1“补位”而非“跟风”的战略思路，自此贯穿了维立志博所有的管线布局。对于这个决策，康小强深感庆幸。他坦言：“如果当初做了PD-1，那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基于上述战略，维立志博已经构建了一个涵盖约14款候选药物的研发管线，其中7款已进入临床阶段。这些管线主要聚焦于双特异性抗体、T细胞衔接器（TCE）及抗体偶联药物（ADC）三大前沿方向。

维立志博研发策略的深层核心，在于攻克以PD-1/PD-L1抗体为代表的现有疗法无效的疾病。

以核心产品LBL-024（维利信^®，奥帕替苏米单抗）为代表，该药物是全球进展最快的PD-L1/4-1BB双抗，是全球第一款进入关键注册临床阶段的同类药物。

4-1BB是T细胞表面的关键共刺激受体，提供激活T细胞扩增、存活及功能的“第二信号”。激活此通路可显著强化抗肿瘤免疫应答，被视为克服PD-1疗法耐药或响应不足的潜力策略。

然而，全身性激活4-1BB可能会引发严重肝毒性。因此，在第一代的4-1BB激动型抗体的研发中，肝毒性成为最大的“拦路虎”。

比如BMS的urelumab，就在临床研究中曾出现两起致命的肝毒性不良事件；辉瑞的utomilumab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毒副作用，但是无论是单药治疗，还是与利妥昔单抗联用，表现出的疗效都相对有限。

两大巨头的接连碰壁，也从未动摇过康小强的想法。即使在这期间，资本追逐的热点换了又换，但是康小强始终坚定，不把精力浪费在无谓的“追风”上。

他指出，4-1BB在第二代CAR-T疗法中作为共刺激结构域被成功应用，显著增强了T细胞的扩增和持久性，这证明了其强大的生物学活性。传统的第一代4-1BB单抗在临床试验中失败了，主要原因是其全身性、非特异性的激活方式。

这种非特异性激活是肝毒性的根源。当抗体在全身循环时，会激活肝脏中高表达4-1BB的库普弗细胞等髓系细胞，引发炎症并损伤肝细胞，导致严重的剂量限制性毒性。

因此，康小强坚持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靶点本身，而在于“如何使用它”。

LBL-024采用独特的2:2对称型结构，并将其对PD-L1的亲和力设计为对4-1BB亲和力的约300倍。这种精密设计意味着，该药物必须优先结合肿瘤细胞高表达的PD-L1后，才能在局部有效交联并激活T细胞上的4-1BB，从而将激动作用严格限制在肿瘤微环境内，从原理上避免了对肝脏等正常组织的脱靶激活，显著降低了肝毒性风险。

这一设计十分巧妙。同为PD-L1/4-1BB双抗、进度靠前的Genmab公司Acasunlimab，采用的就是不同的1:1结构，并且没有弱化4-1BB的亲和力。但由于疗效有限，这款已进入III期临床的药物近日已终止开发。

2025年8月，LBL-024单药治疗肺外神经内分泌癌的单臂关键性注册临床试验已经完成全部患者入组。截至2025年11月，在45例疗效可评估的患者中，ORR达到为33.3%，DCR为51.1%，且拖尾效应显著，患者治疗后仍持续获益，OS是现有疗法的2倍。

而联合化疗一线治疗肺外神经内分泌癌，在52名疗效可评估的患者中，所有剂量水平的ORR为75.0%，DCR为92.3%。15mg/kg剂量组的ORR达83.3%，显著优于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案。患者在化疗后仍持续获益，其中3名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超过12个月，1名患者超过15个月。无进展生存期（PFS）和OS尚未成熟，有望达到单药类似的拖尾效果。

截至目前，除肺外神经内分泌癌，LBL-024的在研适应症已经覆盖了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肝细胞癌、黑色素瘤等9个癌种。

根据维立志博在2025年11月研发日披露的数据，联合用药一线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整体ORR为86.5%，DCR为96.2%。OS数据尚不成熟，患者获益时间还在不断延长。联合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仅是第一次肿评后的数据就已经非常惊艳，整体ORR为50%，DCR为94.4%，值得重点关注免疫经治二线非鳞癌ORR为75%，以及PD-L1阴性（TPS＜１）1/2线非鳞NSCLC ORR为67%。

维立志博的研发图谱远不止LBL-024。在“破解PD-1疗法局限性”这一核心策略下，维立志博进行多路径的并行探索，构建了一个协同互补的产品矩阵。

例如，LBL-034是一款靶向GPRC5D和CD3的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TCE）。它通过直接“连接”T细胞与肿瘤细胞，引导T细胞发起杀伤，其作用机制独立于PD-1通路。作为维立志博主要产品之一，LBL-034不仅有强效的抗肿瘤活性，还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脱靶毒性是GPRC5D靶向疗法难以避免的，大量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由于无法耐受塔奎妥单抗（唯一获批上市的GPRC5D×CD3双抗）长期使用引起的口腔、皮肤和指甲毒性，使塔奎妥单抗的临床应用局限于BCMA靶向治疗无效或失败的患者。临床研究显示，LBL-034在剂量递增至1200μg/kg，仍未观察到剂量限制性毒性，未达到最大耐受剂量。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不良事件均为1-2级，并且几乎所有不良事件均生于第一周期，在后续治疗中，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显著降低。味觉、皮肤和指甲毒性发生率低，且有自愈倾向。多数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不影响治疗连续性。这种良好的安全性不仅为其后续向一线治疗推进奠定了基础，也拓宽了其临床应用场景。

“真正的创新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康小强说，这句话是维立志博所有管线立项的准绳。“我每次做立项的时候，一想到这句话，方向就有了。”

这种对“独一无二”的坚持，驱使他们不断向免疫治疗的深水区探索，去做那些没人做过、却真正解决问题的事。

对于一家biotech来说，科学愿景的实现离不开与资本的合作。康小强对此有着独特的认知，他将融资视为一种“基于经验的感知”，而非精确的科学计算。其核心策略，可归结为 “逆周期布局”。

“你不能等市场热起来再行动，那时候就晚了。”康小强指出，周期的低谷很少持续超过五年，而当泡沫被挤压、估值回归理性时，恰恰是优质公司储备粮草、蓄力未来的最佳窗口。

2021年的C轮融资，便是这一理念的经典注脚。

当时，生物医药一级市场仍沉浸在狂热中，维立志博原定计划融资3亿元。但康小强意识到，市场的情绪已经到了最高点。“我感觉泡沫可能要破了，”他当即决定将融资额度翻倍，一举融了6.07亿元。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关键的融资决策。融资完成后不久，全球生物医药便进入资本寒冬，无数此前估值高企的公司陷入融资困境。而维立志博则凭借充足的现金流，得以心无旁骛地推进LBL-024等核心管线的临床研究，平稳穿越周期。

同样的逻辑被应用于IPO。维立志博并未选择在市场情绪高点抢滩，而是在2024年市场低迷期启动了IPO计划。

由于提前做好了准备，当2025年市场出现回暖迹象时，维立志博赶在了市场最热的时候成功敲钟。2025年7月，维立志博成功登陆港交所，吸引了超过3000亿港元打新资金，上市首日股价一度涨超127%。

谈及未来，康小强表示，首要任务是在2026年推动LBL-024的首个新药上市申请（BLA），随后，管线中其他项目将梯次进入后期临床和申报阶段。“我希望未来三到五年，我们能有两到三个产品上市，同时有十多个项目在不同临床阶段推进。”

至于更远的愿景，康小强表示，希望将维立志博打造成为“中国的再生元”，通过努力，让癌症在未来变成可控的慢性病。

回望来路，康小强最大的心得体会是“别想太多钱的事。”在他看来，过度关注估值和股价的波动，会干扰科学家和企业家最宝贵的专注力。“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着怎么把眼前这件科学上正确、临床需要的事情做好。其他的，都是水到渠成。”

在喧嚣变幻的生物科技浪潮中，这种近乎“钝感”的专注，或许正是维立志博能够穿越周期、在无人区找到新航道的最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