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生物技术公司LigaChem美国业务发展负责人在JPM2026期间接受采访时，将MNC当前对ADC资产的偏好归纳为三个明确的趋势：临床阶段资产、新型有效载荷和新颖靶点。

他特别指出，大药厂不再仅仅因为“有数据”就行动，而是“冷静地评估一项资产在疗效或副作用方面，与其他ADC相比具有多么压倒性的优势”。

从“有无”到“优劣”的评判标准变化，将ADC竞争推入了深水区。同时，对新靶点（Novel targets）的渴求被置于与技术同等重要的位置，因为“发现超越当前有限集合的，能够创造新市场的靶点的能力，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这种战略焦虑，为有能力定义新靶点的玩家打开了机会之门。当成熟靶点的疆域被瓜分殆尽，参与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沉睡的宝藏，如B7-H3、CDH17。

这些靶点的生物学重要性早已被认知，但因裸抗体等传统药物形式难以攻克，或因开发技术不成熟而长期停滞，直到ADC技术“精准递送”的强大能力出现，才真正将它们从理论概念唤醒为可行的治疗突破口。

在B7-H3这一靶点上，中国探路者的行动与MNC的战略需求产生了共振。

1月，宜联生物将其靶向B7-H3的ADC药物YL201，以高达5.7亿美元的首付款及近期里程碑付款，授权给了罗氏。

这款产品此前已获得美国FDA突破性疗法认定和三项孤儿药资格，并在难治性小细胞肺癌和鼻咽癌的早期临床中展示出潜力。罗氏看中的，正是这款药物在临床需求高度未满足的领域所展现的“硬数据”潜力。

几乎在同一时间，英诺湖医药也将其临床阶段的B7H3 ADC药物ILB-3101，授权给英国的Ellipses Pharma。

ILB-3101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采用了微管抑制剂艾立布林作为载荷，旨在克服当前主流ADC（如基于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Dxd的药物）可能产生的耐药性，并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出优于对照产品的肿瘤杀伤作用。

这些接连发生的授权，让B7-H3从一个有潜力的生物学概念，迅速转变为由临床实证和数据支撑的全球热门赛道。同样的叙事，在另一个由中国药企主导的靶点CDH17上，以更早且更具战略性的方式展开。

CDH17在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中特异性高表达，而在正常组织中表达极低，使其成为ADC的理想靶标，也被业内称为“下一个Claudin18.2”。

2025年10月，翰森制药将其CDH17 ADC项目HS-20110的大中华区以外全球权益，以高达15.3亿美元的总交易额授权给了罗氏。与B7-H3的交易类似，罗氏此次介入时，HS-20110也已在中美同步进入I期临床。

无独有偶，去年内，百奥赛图、乐普生物等国内药企先后就CDH17相关项目与国外药企达成授权合作。与此同时，迈威生物的自研CDH17 ADC药物7MW4911也获得了中美监管机构的临床试验批准。

当新航道的价值被确认，竞争的核心便迅速下沉至造船的“船坞”，即决定ADC药物效能与差异化的技术平台。

这是一场关于如何系统性地攻克“效力、精准、安全”不可能三角之战，海外Biotech公司的战略呈现高度聚焦和差异化的特点。

以明星ADC公司Sutro Biopharma为例，其明确提出了“双轨并行”的下一代ADC开发战略。一方面，通过single-payload ADC（如靶向TF的STRO-004）攻坚在多种肿瘤中表达的复杂靶点；另一方面，押注旨在克服耐药性的dual-payload ADC（如靶向PTK7的STRO-227）。其独有的无细胞蛋白合成平台，能够对双载荷的种类和比例进行定制化调节。

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Zymeworks，其研发管线更像一份“平台化靶点菜单”，覆盖FRα、GPC3等一系列靶点，均采用经过优化的Topo1抑制剂载荷，展现了其平台快速衍生不同靶点药物的系统能力。

而像ADC Therapeutics这样的公司，则在行业调整期做出了更为务实的战略取舍：果断收缩早期实体瘤管线，将全部资源聚焦于已获批产品ZYNLONTA及PSMA-ADC等临近商业化的核心资产，通过深度聚焦来确保核心平台的最终胜利。

面对海外对手在特定技术路径上的推进，中国药企也不甘落后。

舜景医药在JPM2026期间，正式发布了其自主构建的SG Linker-Payload技术平台。

该平台的核心创新在于其独特的高亲水性设计，旨在从分子层面解决传统ADC因毒素疏水性导致的聚集、稳定性差及毒性大等瓶颈问题。基于该平台构建的ADC在动物模型中实现了“同剂量-更高效”的抑瘤效果，部分肿瘤生长抑制率提升超过30%。

映恩生物则构建了包括DITAC、DIBAC、DIMAC和DUPAC在内的四大技术平台矩阵。

其中，DIBAC双特异性ADC平台是全球少数具备双特异性抗体偶联能力的ADC平台之一，核心优势在于更强肿瘤靶向性与协同抗癌能力；DUPAC平台则跳出了传统的细胞毒素范畴，探索了蛋白降解这一全新作用机制，开辟了全新的技术赛道。

在这场底层技术的军备竞赛中，以药明生物为代表的全球研发生产平台，成为了赋能双方的“超级军工厂”。

无论是Sutro复杂的双载荷ADC，还是中国药企创新的双抗ADC，其从设计蓝图到高质量产品的转化，都极度依赖这类平台在复杂生物药工艺开发、大规模生产及全球质量体系上的卓越能力。

因此，平台战争的胜负，不仅在于前端设计的想象力，更在于后端将想象力转化为现实产品，同时覆盖全球的工业化支撑体系。

ADC的故事，正从一个技术创新的篇章，加速演变为一场重塑全球医药产业格局的宏大叙事。其驱动力不仅源于科学，更来自严峻的商业现实与巨大的市场前景交织所形成的引力。

根据行业分析，全球ADC市场规模在2025年已突破2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600亿美元，显示出强劲且持续的扩张势头。然而，与这一广阔前景并行的，是MNC们迫在眉睫的“专利悬崖”挑战。未来四年，预计将有高达470亿美元的全球药品收入面临专利到期风险。

巨大的需求催生了活跃的BD市场，而MNC的筛选标准正变得严苛。他们尤为青睐那些处于临床阶段，并拥有新型有效载荷或作用于全新靶点的资产。这种从“补短板”到“筑高墙”的思维转变，使得全球ADC的BD活动从单纯的管线填充，升级为一场关乎未来核心竞争力的下注。

中国创新药企，正是在这一轮全球性的战略寻源中，从区域性的参与者成长为不可或缺的价值提供者。

默沙东CEO在阐述公司未来战略时，多次提及来自科伦博泰的TROP2 ADC药物SKB264（MK-2870）。这款药物已成为默沙东应对“K药”专利悬崖的核心资产之一，正在全球开展十多项注册性临床研究。同样，再生元将翰森制药的GLP-1R/GIP双靶点激动剂视为其进军千亿美元代谢疾病市场的基石。

合作的深度与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演变。

武田制药向信达生物支付高达12亿美元的首付款，加速信达生物下一代肿瘤免疫（IO）及ADC疗法的全球开发与商业化进程。合作涵盖IBI363（PD-1/IL-2α-bias）和IBI343（CLDN18.2 ADC）的全球合作权益，以及针对早期项目IBI3001（EGFR/B7H3 ADC）的选择权。

先声药业则通过与NextCure的合作，不仅授权了靶向CDH6的ADC药物SIM0505，更输出了其专有的连接子和有效载荷技术，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的跨越。

中国药企的创新成果，正通过MNC的管道注入全球市场；MNC则通过绑定这些前沿源头，为其后专利悬崖时代的持续领导力奠定基础。双方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基于互补优势的“共生”。

而对于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我们正亲眼目睹一场从“学徒”到“伙伴”，再到“生态建筑师”的蜕变。旧金山的冬日，正在见证全球ADC产业格局的新章。